初秋的万安街依然和去年冬天我初次到来时一样，红紫的石板在脚下缓缓铺陈，完整的古街肌理间，几乎见不到一点人影；斑驳的老墙上，映着夕阳的橘红，与屋檐下那一盏盏统一配置的红灯笼，相得益彰地静默着；一扇扇木质板门和高高的石砌临街柜台，关闭了一间间沿街而立的店铺，将曾经的喧嚣关进了遥远的记忆。
漫步其间，让人有种时空穿越的错觉。
“万安街”最早出现在明弘治版《休宁县志》上，居屯溪街（现屯溪老街）、临溪街三大街市之首，其源头可溯及隋大业十二年（616年），汪华起兵占据新安郡，并将郡治迁至东面的万岁山（现古城岩）。鼎盛时期，十里长街，东起涨山铺，西至柿树园，上街、中街和下街，共有杂货、客栈、酱园、药店、刻字、罗经等50多个行当、140多家店铺。
老杜豆腐店开在中街下段。
店铺并不显眼，砖木结构，两层三开间，四片厚实的杉木板门随意靠放在屋檐下。二楼临街是用木板隔出的飘窗，窗户上的玻璃已失去曾经的光泽。挑出墙面的屋檐已有一处豁口，古旧的飞椽艰难地托举着沉重的瓦片，仿佛一根根裸露的肋骨。
屋子前后两进，前店后宿。紧靠大门的是一张操作台，木质台面包着一层白铁皮，混杂在包浆的老物件里，格外亮眼。后面那台压豆腐干的架子，已完成今天的工作任务，刚松绑的“杠杆”圆木，套在一根绳扣里，无精打采地倚靠在墙根下。门右是一张老式柜台，实木纹理磨得清晰可见，像一幅古老的地图，记录着老店的过往。
屋内有些阴暗，黑漆漆的梁柱已看不出原木的本色，发黄的砖墙上挂着做豆腐的盆盆筐筐。一架手动压水器、一口大水缸、一座三眼柴火灶，还有灶台前一堆木柴，维系着农耕时代的记忆，令人想起打豆坦、柴火垛，门前潺潺流淌的小溪，以及淡蓝的袅袅炊烟。
老杜豆腐店的“第五代传人”杜淑雯卖完今天的豆腐，刚从地里摘了几个茄子辣椒回来，准备今天的晚餐。
豆腐店的真正名号叫“杜元茂豆腐”，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就有了。杜家是太平天国时期从太平县迁过来的。那时，太平县也不太平，杜淑雯父亲的爷爷一路避难至此，租下这处房子，开起豆腐店。或是此前这屋里曾开了一百多年钱庄之故，白花花的豆腐就像花儿一样，开了一茬又一茬，全都结成白花花的银子。到了杜淑雯爷爷辈，这段街面上已有十几家豆腐坊，杜家四兄弟占据了大半壁江山。
在万安街最繁华地段——“老渡船码头”边，那间店铺墙角石上刻的“杜姓墙界”，便是杜家的产业。时光荏苒，在这不长不短的160多年里，“杜元茂”豆腐不知温暖了多少人。
如今，这条长长的老街上，仅有杜淑雯一家还坚守着这门古老的手艺。
打铁、撑船、做豆腐，是古徽州人认为最苦的三个行当，每天凌晨三点，杜淑雯和她丈夫老刘就得起床磨豆子。在他们的工序里，除了磨豆子，其他都是手工的，很费时，要是大冬天，烧水慢，还要起得更早些。那台用了几十年的磨豆机，自从替代那爿老石磨后，就一直在这里运转着，和这些老物件一起，组成这里的高古和悠远。
手工操作，就难免有差池。
我告诉杜淑雯，上次买回去的豆腐有股烟熏味。
她说罪魁祸首在这铁锅上，现在工厂里批量生产出来的锅，又软又薄，用不了两三年就不行了。煮豆浆时，火力大一点，搅动慢一点，就会结锅底。今年初，三口大锅全换了。她很怀念以前休宁农机厂手工浇铸的锅，只要不破，就可一直用着。我说，为什么不烧电呢，省时省力，干净卫生。
杜淑雯似乎有些无奈，她说，她家用的豆子，是蓝田（休宁县蓝田镇）那边山上种的“六月黄”，盐卤点的豆腐。而那些专门做豆腐的工厂，豆子是外面买来的，磨豆腐也是全自动的机器，工厂里做豆腐，一斤豆子可做一斤三两豆腐干，杜淑雯家只能做一斤，本钱比人家高，他们夫妻俩从早忙到晚，三四十斤豆子，还赚不了两百块钱，只能在其他方面省点。现在没人烧柴火，街上修剪树木，人家拆迁房子，扔掉的木料，都可拿来当柴火，用三轮车拉回来就行，不要钱。
农耕时代的美食，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，便失去了地域灵魂，可随机器运转，流通到每一个现代交通可以抵达的地方，唯这古老的手艺连着这方山水，离不开，搬不走。
瞿秋白有句著名的“废话”，是他被杀害前，在绝笔书里写的那句《多余的话》：“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，世界第一。”
谁也不知道他真正想说什么。但起码说明一点，豆腐是深入百姓骨子里的一种食材。杜淑雯他们已是花甲之年，这个店之所以坚持每天开着，是她那做了一辈子豆腐的95岁的老父亲，每天都得喝一碗新鲜豆浆。她得保持原来的味道。这味道是可以抵达她的童年，抵达百年之前的。也是这条千年古街应有的味道。
如今，这“百年基业”将要断在自己手里，杜淑雯倒显得十分豁达——反正也不挣钱，关就关了。但她坚持一点，只要开一天，就得规规矩矩做一天，不能把“杜元茂”的牌子给砸了。
从老杜豆腐店里出来时，夕阳已染红半个天空，我拎着一袋豆腐干一壶米酒，走在已近昏暗的万安街上。明末清初有位叫金圣叹的大才子，在被推出砍头前，写给儿子的遗言有句话：“花生米与豆干同嚼，大有核桃之滋味。”（也有说是“火腿之滋味”）。
有意思。